推行社会的利他主义，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正确引导民众为正义伸出援手，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1 社会必须为女性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

女性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最重要的存在因素，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哪一种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将“为女性的生存创造安全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是全人类的共识。这也是“唐山殴打女性事件”速度传遍全世界的原因之一。

这起国际影响恶劣的案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政府必须着手进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提高社会治安的安全程度和治理水平；加大对性骚扰类案件、暴力侵害类案件的惩治力度；正确引导民众为正义伸出援助之手；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

当心理学进入到科学的范畴，人们应当会使用心理学知识来解读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而政府也应使用社会心理学知识与技巧来引导公众，塑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氛围。

2 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阻止？——旁观者效应

“唐山殴打女性事件”发生后，全网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场那么多人，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止暴力事件？

有人说：醉酒失去理智的暴徒确实让人害怕，而且肇事者人多势众，旁观者的实力与体力不能与之对抗，心生畏惧，因此选择报警是最好的帮助行为。

有人说：由于社会导向和法律不能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多社会案件的最终结果让人们失去了见义勇为的勇气，扶起倒地老人后被讹诈；出手制服暴徒受伤后没钱医治也无人援助；法律不健全，无法统一、有效、公正地界定“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等行为……，种种原因都指向一个字：“怕”。

真的是这些原因导致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暴力犯罪？

旁观者数量

这种“旁观者冷漠”的现象不止发生在“唐山殴打女性事件”中，也不只发生在中国，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制度下，都发生过类似的“旁观群体冷漠”的事件，不但让社会感到悲哀，通常人们会把这种紧急事件中不干预行为看作是旁观者的个人特点，并且那此没有身临其境的人会认为：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自己在现场，一定会施以援手。

那么？旁观者们是真的冷漠吗？

1964年美国著名的“吉诺维斯案”，是引发社会心理学家们开始思考“旁观者冷漠”现象的开始。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纽约市一位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女士即将回到家门口时，突然遭到歹徒持刀侵犯并被刺伤，她尖声呼救，吵醒了整个街区的邻居，事后报道有多达38人听到了她的呼救声，有些邻居站在窗口看到了歹徒行凶，有人打电话报警，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歹徒行凶，直到歹徒跳离案发现场，仍旧没有人出来救助受害人，在警察和救护车到来之时，吉诺维斯女士已经死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约翰-达利和他的同事比伯-拉塔纳开始对这种“旁观者冷漠”现象进行思考，并为此进行了超过48场的系列社会试验和超过2000次的现场测试，最终确定了影响旁观者行为的重要因素：旁观者的数量。

旁观者的数量是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众多的旁观者在场会大大降低人们对事件的干预。当只有一位旁观者时，受害人更可能获得有效帮助。试验证明，越多旁观者在场，受害人获得帮助的机会就越小。

从1968年到2000年，32年过去了，社会一直在进步，保护妇女儿童的意识不断地增强，法律更加健全，人们比1968年时更加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更加富有同情心，更加愿意帮助他人，社会的进步会和法治的健全让“旁观者效应”消失吗？

2000年6月，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里，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事件，一群酗酒的年轻人，在中央公园里，针对多达60多名单独出行的女性进行了性侵犯，当时公园里的本地民众和游客多达上万人，事件发生时至少有超过2名受害者向附近巡逻的警察求助，但是警察选择了轻视，并没有积极抓捕施暴者，以至事后发现，那个下午居然有多达60多名受害女性事后报警，而在公园里晒太阳、散步休闲的近万人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向受害者伸出援手，甚至都没有人拨打报警电话，这一事件让在第二天纽约的媒体炸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如此多的旁观者选择了集体漠视暴行？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旁观者效应，是社会群体的心理反应，并不会因为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意识的改变而消失。良好的社会氛围会减低这种现象的发生概率，但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注意力/关注度、解释、和确定责任

为什么旁观者越多，受害者得到援助的机会却越少？社会心理学家对试验结果的分析，认为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影响旁观者做出反应的行为，即事件发生时的注意力（或者称这关注度）、对事件的解释、和确定事件与个体之间的责任。

当旁观者的数目增加时，任何个体旁观者都会减少对周边事件的注意力，随着旁观者数量的增多，每个旁观者对周围环境的注意力都呈现出下降趋势。

我们用一个较大的公园举例，如果你在颐和园散步，你周围只有零星的游客，此时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即使离你的距离远一些，你也会很容易就注意到；而当场景发生变化，在一个春日的午后，颐和园里充满了游客，按旅游旺季著名景区的客流量，环境看起来是人挤人的状态，此时如果发生极端事件，即使离你只有1米的间隔，你很可能根本都没发现事件的发生，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注意与解释也是相关联的。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个体旁观者通常都不会将眼前发生的紧急事件在自己的心理上解释成重要事件。旁观者人数越少，事件就显得越紧急越重大，旁观者数量越多，极端事件也会显得很普通。

同时，心理上对事件的解释，也与自己是否采取行动相关联。旁观者人数越多，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必要行动的人数就会越少，这是人类心理上的自然反应。当情境越复杂，环境中人数量越多的时候，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更容易被外界分散的时候，人们更愿意专注自己眼前范围内的事情而忽略他人的事情。

人众无知

当紧急事件发生时，由于专注力没有集中在事件本身，在关注紧急事件开始的几分秒钟或者是几分钟，大脑是处在对紧急事件的模棱两可的解释状态，这种状态会让人先观察其他旁观者的反应，如果其他旁观者都是平静而漠不关心的状态，那么大脑会给出一个相同的解释并选择做出与其它旁观者相同的反应。

这也是“信息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每个人在心理上都是与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对现实情况进行反应的线索，大脑做出的这种错误的解释会延迟人们对真实的紧急情况的反应，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作：人众无知，它会助长“旁观者效应”的发生。

人众无知，社会心理学家非常热衷于使用安徒生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来解释这个心理学现象。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刻，每个人都会观察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每一个人都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那个看不见衣服的人，观察其他人行为的结果更加不能确定皇帝是不是没穿衣服，而每个人都不愿意成为那个“献祭者”，如果没有那个单纯的孩子说出真相，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成“傻子”。同理，当没有人站出来阻止暴力犯罪的时候，“旁观者效应”就显现出来，“从众心理”也是如此发生的。

时间压力

还有其它因素影响人们是否实施帮助行为。在公众场所发生的暴力侵害事件，或者需要紧急救助的事件，旁观者越多，越是没有人去施救，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之外，导致产生“旁观者效应”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时间压力。

社会心理学家们通过试验观察到：情境对行为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强大。对于处于时间压力情境中的人，例如即将面临迟到的人，赶飞机赶火车的人等等因为各种情况导致时间紧迫的人，对在公众场所发生的暴力侵害事件、紧急救助事件往往注意力更低，他们把关注度放在了自己的时间紧迫上，从而会忽略掉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每一个匆匆路过受害人/需要救助的人的“冷漠过客”都是真正的冷漠，由于时间压力的因素，这些“冷漠过客”并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根本没看见事件的发生，是真正的“视而不见”，他们的意识都在时间压力上。

榜样的力量可以去除“旁观者效应”？

榜样的力量可以去除“旁观者效应”。《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讲出真话的小孩子，就是榜样的力量，真相一旦被挣开，人们就像是被解开了“魔咒”一般，睁开了双眼并能看懂世界。

在暴力犯罪面前也是如此，勇者振臂一呼，榜样的力量会破除“旁观者效应”的魔咒，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就会带动其它旁观者一起行动。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亲社会”的行为榜样能够促进社会的利他行为。最典型的事例是：献血和募捐。当人们看到有人往募捐箱里投入硬币时，当人们看到街头的献血车前排起长队时，更多的人会跟随这种榜样行为，加入到帮助的队伍中来。

那些令人感动的善举，那些救助他人于水火的人往往被人们称为“英雄”，例如英勇的救火者，不顾危险下水救人的路人，不畏惧暴力与施暴者搏斗的英雄，他们的榜样行为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升华状态”，一种胸腔被温暖和激情膨胀的特殊感觉，这种感觉会使人激动、流泪、哽咽、颤抖，这时候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自我奉献精神。

在暴力犯罪面前，如果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勇敢地阻止犯罪，榜样的力量就会带动其他旁观者一起蜂拥而上。就像童话里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子，解除魔咒需要榜样的力量。

现代社会心理学是科学，要相信科学的力量，如果有一天面临“唐山殴打女性”相类似的事件时，要想起社会心理学家的“旁观者效应”和“榜样可以去除魔咒”的理论，第一时间要做的并不是躲避，也不是冲上去阻止，而是报警并发动群众一起阻止暴力犯罪。

看到这里，如果你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已经解除了你对“唐山殴打男女性”事件中“为什么旁观者没能上前阻止？”的疑问，那么请您将本文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道理，了解“旁观者效应”，了解“榜样可以解除魔咒”，让更多的人在了解真相后能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和行为，帮助社会建立“帮助支持系统”。

3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者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别人。

安慰、同情、照顾、指路、捐款、献血、做义工或者志愿服务，都属于利他行为。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帮助行为？谁会做出帮助行为？社会如何治理才能减少冷漠而增加帮助行为？

“唐山殴打女性”事件引起的广泛的思考与关注，正是一个契机，让人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了解如何才能建立和培养一个积极的利他主义的社会帮助氛围与社会治理体制，给所有的女性人群和弱势群体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帮助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帮助行为。

无条件付出能收获什么？

社会交换理论，主张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仅有交换物质性商品和金钱的需求，同时还存在交换社会性商品的需求，而爱、服务、信息和地位，同属于社会性商品。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人们在进行交换行为之前，内心深处是经过“精打细算”的。

而社会性商品的交换是可以带来奖赏的。这种催生对爱、服务、信息和地位的交换需求来自于自我需求的内部奖励，有的来自于社会外部的奖励。社会的人性化发展使得那些慷慨的、富于爱的帮助行为可以获得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尊重，也可以实现自我价值感的满足，这些都是奖赏的一部分，都是“帮助行为”的回报和收益。

良好的社会生存氛围，一定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当人们不能解释别人做好事的原因时，会将“帮助行为”归因为个人的内在品质并因此而产生信任与尊重。

如果社会导向出现问题，做好事的动因得不到正向的解释，就会提出：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去扶？的逆向思维的问题，信任与尊重在产生怀疑的那一刻荡然无存，“帮助行为”直接被归因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文化模式里，这种归因是确认“社会交换理论”，同时也是对真正的“利他主义”的否定。

而社会治理，是需要将民众引导向“真正的利他主义”的意识里，同时真正支持“帮助行为”的发生。

不敢扶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老人，是社会导向的错误无形中提高了“帮助行为”的成本，法律在这个环节非但没有启到支持“帮助行为”的作用，反而帮了倒忙，民众获得的经验是：无私的“帮助行为”的回报是负面的，不但没有获得社会的赞赏，反而付出了真金白银的赔偿，同时声誉受到是负面的影响。

这种社会氛围不是一时一刻形成的，而是因为“帮助行为”获得负面收益、甚至更严重的影响个人生活状态的极端事例的屡次发生与积累，导致社会氛围形成无法保护与支持“帮助行为”的状态，看见老人摔倒不敢扶，眼见暴力行凶不敢阻止，原因是“帮助行为”的实施成本过高，而后果太严重，结果就是：直接抑制了“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并没有被终止

当社会氛围并不利于“见义勇为”时，为什么“见义勇为”的行为没有完全消失呢？为什么仍旧会有人义无反顾地在他人危难之时伸出援手？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抛开社会交换理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使用“成本收益”的态度分析“帮助行为”有损于那些施以善举的人和见义勇为者的人格。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帮助行为”的收益包括内部收益：即自我回报。由于实施“帮助行为”的人个性品质和情绪状态不同，因此一部分人如果对他人的痛苦与苦难选择袖手旁观，内心会产生内疚感，或者称为负罪感，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情绪，人们总是会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感觉的产生。

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发明了许多种方式来缓解心理上的内疚感，祭祀行为、供奉行为、以及宗教里提倡的忏悔、超渡、膜拜等等都是在减轻人们的内疚感，或者是称为负罪感。

“替罪羊”这个词的来源就与此有关，古代以色列人定期将自己的罪过通过仪式加诸在羊的身上，再将“带罪的羊”放归到野外，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放生仪式，以此来减轻人们内心中的各种内疚感。这是人性本能的表现，人类很会为自己的内心寻求出路的。

当暴力犯罪的旁观者们发现受害人受到伤害时，没有人出手相助，以至于受害者伤残或者死亡，当时目睹的场景越悲惨，在内心引发的内疚感就越强烈，这种内疚感会让旁观者实施补救措施，或者在下一次相同事件中成为那个“见义勇为”的人。

内疚感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会驱使人们相互道歉、相互帮助，避免再犯错误，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敏感度，能够使亲密关系更加持久。

真正的利他主义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是社会心理学家们愿意研究的课题。“帮助行为”会免除内疚感，获得心安理得的愉悦情绪。帮助他人的行为同时受到“利已”和“无私”两个方向的影响。

因他人的不幸而感到痛苦会让人们逃避这种痛苦，也会让驱使人们提供帮助从而解除自己的痛苦。当人们相互间存在某种特殊的连带关系时，就会产生共情，也叫做“同理心”。

母亲会因为孩子的痛苦而痛苦，因为孩子的快乐而快乐，这是同理心。绝大多数女性都对暴力侵害女性事件感到愤怒，这是同理心；人们也会对那些自己认同的社会公众人物产生“同理心”，例如英国人对戴安娜王妃的喜爱，当她因车祸去世时人们的自发悼念。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当人们产生“同理心”时，就会更少地关心自己的痛苦，更多地关心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共情与怜悯可以驱使人们为了别人的切身利益而实施帮助行为。

因此，适当地去体验他人的感受，有助于增加“同理心”。对于人类而言，“同理心”事实上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一种本能反应，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听见别的婴儿啼哭，自己也会开始啼哭一样。痛苦和“同理心”共同起作用来促使人们对危机事件做出反应，产生“同理心”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施以援手。

心理学家将“帮助行为”分成利已主义产生的和利他主义产生的两种状态分别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面对暴力侵害女性事件时，一部分人因为自己产生痛苦而伸出援手，帮助他人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和内疚；而另一部分人是因为产生“同理心”而见义勇为，动机是为了帮助他人减轻痛苦，通常后者，因“同理心”而产生的帮助行为，被认为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行为。

然而，“同理心”是不是会被一些负面的社会氛围所抑制呢？

4 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打击犯罪，开放社会监督，有效增加社会性帮助行为

当社会导向出现问题时，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抑制“同理心”的产生。人们可能会追问“为什么做了好事却没有得到好报”？谁来回答这样的社会疑问呢？

为什么会发生眼见老人摔倒而没有人扶起来的事例？因为前一个主动帮助老人的人没有被社会认可，甚至施加帮助的人会被社会质疑他的人格与品性。

为什么在有些暴力犯罪面前，没有人站出来见义勇为？是因为人们看见曾经见义勇为的人，事后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甚至受伤后无钱医治，无人援助，无人管理，最后祸及家庭，下场悲惨。

这种类似的负面社会性事件的存在，是直接阻碍“同理心”产生的直接因素。虽然“旁观者效应”是“冷眼旁观”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同理心”却是破除“旁观者效应”魔咒的利器，如果社会导向是倾向于培养“利他主义”立场的，社会氛围的变化会极大的减少“旁观者效应”现象的发生，每一位面临帮助的人，弱势群体，遭受到暴力对待的女性，会获得更多的得到他人帮助的机会，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会转向积极的一面。

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政府面对如此局面，应当做的是有效打击犯罪，开放社会舆论监督，同时培养社会的利他主义，有效增加社会性帮助行为。

社会心理学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和理解人类的行为，从而提出改善行为的办法与方案。在这里我们只从培养社会利他主义，有效增加社会性帮助行为这个角度出发，看看政府应当如何作为。

增加社会性的帮助行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政府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二是提高社会民众“正确自我形象”的关注度；三是推行“利他主义”，进行“利他主义”社会化。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推行利他主义，增加社会的帮助行为，必须是以“有效打击犯罪，开放社会舆论监督”二者为前提，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否则只能会收到负面效果。

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当人们明确的知道结果，才能主动实施明确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从科学定义上，都要确定那么多的公理、定理从而让全人类明确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原因。

社会治理也是如此，明确、减少模糊感，才能提高责任感。这需要政府在社会范围内，对“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等有助于建立“帮助社会氛围”的行为概念从法律上进行明确定义，让人们“明确”是指必须严谨且通俗易懂。以往对于“正当防卫”这种法律概念所进行的模糊化定义，使得民众望而生畏，直接的结果就是，这种模糊的解释变成了捆住民众实施正义援手的镣铐，模糊的边界性是“懒政”的温床。

在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有效的提高民众的“正确的自我形象”的关注度。心理学研究表明，自然状态下，并不是只有那些明星、公众人物才关心自我的公众形象，所有的人，都有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心理需求的，如果给人们贴上乐于助人的标签，是可以强化人们乐于助人的行为的实施和自我形象的建立的。

“唐山殴打女性事件”视频在网上发酵后，许许多多的人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表达自己对施暴者的愤怒与谴责，对受害者的同情；无论这些视频内容是真实的意思表达，还是蹭热度获取流量，都是一种从“关注自我形象”的心理出发而实施的行为，表明自己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人，这种公众形象的追求是真实而自然的，人们是乐于被贴上这种标签的。

这也是推行“利他主义社会化”最好的时机。“利他主义社会化”是最有效地增加“社会帮助行为”的方法，是最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平正义水平的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提高社会的道德包容性

“道德包容”，是指在道德层面上，公平公正的将所有人都纳入到道德所能包容的范围内，无论是犯罪者的父母子女，还是受害者本人及亲属，所谓“罪不及他人”，应当摒弃“罪连带连坐”的观念。

与“道德包容”相对立的是“道德排除”，是指将某些人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这是一种不利于“利他主义社会化”的观念。

当“唐山殴打女性事件”视频网络发酵之后，有一种声音认为：良家妇女是不会深夜2点钟还在外面吃烧烤的，所以受害者自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这种认知与“女性不应该在公众场合穿着过于暴露的服装，这是给坏人的可趁之机，如果遭受侵害，个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或者更有甚者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认知如出一辙。

之所以出现这种声音，是由于这些人将“不符合个人认知的良家妇女条件的女性”排除在他们的“道德范围”之外，产生了“道德排除”。

“利他主义社会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去除天然的内群体偏爱，例如那些因为亲缘关系产生的喜爱、由于同种族产生的喜爱、因为共同喜好、某种共性而产生的偏爱，都是内群体偏爱，这种偏爱会产生“道德排除”现象，全社会需要推行的是扩展人们关心他人的福利界线，从而扩大利他主义的边界，一视同仁。事实上，“设身处地”是可以有效增加社会帮助行为的。

树立社会性的“利他主义”榜样

我们的社会，曾经树立了很多“利他主义”的榜样，以至于众多的榜样人物曾经让人耳熟能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与全民向“钱”看的发展过程，都被淡忘，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时至今日恐怕只记住了张桂梅1人，是什么让我们丧失了“道德包容”，忘记了那些利他主义的榜样？

这与社会导向和政府宣传直接相关。人们看见他人的帮助行为、或者获得他人帮助行为的故事、看见帮助他人的人有较高的社会赞誉度，是有助力促进自己实施帮助行为。

在社会导向不再指向这些利他主义榜样，而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与经济利益、科技发展相关的领域，而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一切都是需要以“人性化”，“以人为本”这个命题。一切违背人性化的政治、科技、经济的事物都会被自然的力量所限制， 因为人类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让人有尊严的活着，从心理学上讲，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需求，

心理学家认为，“亲社会”的媒体榜样远比反社会的榜样传播得很长久，所起的社会作用也更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树立纯粹的“利他主义榜样”是可以有效增加社会帮助行为的。

社会导向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的内容，当社会氛围处于混乱状态，人们都在认知陷阱里苦苦挣扎时，政府是有绝对的责任和义务，减少各种社会性事件的模糊性，通过各种方法来向民众进行明确的界定，从法律的角度、科学的角度、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对发生的社会性事件进行明确化，不但会极大的减少谣言的产生，还会对失去的“公信力”进行止损。

而不是使用各种手段，例如禁行、禁入、禁止采访和拍摄、竖立围墙阻断信息传播，从心理学上讲，这样的治理手段会加大社会性事件的模糊感，增加神秘感，是谣言的温床，会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进一步下降。

后记

社会心理学的目标，是研究和理解人类的社会性行为，从而给出改善行为的有效方法。作为个人，如果您认为文章中有关“旁观者效应”、“利他主义社会化”、“道德排除与道德包容”、“人众无知”、“同理心”等心理学概念对“唐山殴打女性事件”的解释能够解除您心中的疑惑，如果您认为文中关于“政府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能获得您的赞同，请您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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